为父奔丧，却被左宗棠写信狂骂，曾国藩做错了什么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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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朋友的伤害：和左宗棠翻脸

咸丰二年(1852)，曾国藩出山，那时候他母亲逝世，他本来是要回家去守丧的，可是郭嵩焘劝了他几句，他父亲劝了他几句，他就出来了，没有太多的波折。而这一次，咸丰七年(1857)二月，他听到父亲逝世的消息，就向皇帝发了一封丁忧奏折，报告父丧，然后不等皇帝对这个折有什么指示，九天后就离开江西，直接回到了湘乡老家。

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曾国藩两次守丧的表现。母亲逝世，他尚未担负军务重责，完全可以推辞团练大臣的任命，这一次呢，身上有如此重要的责任，他却“擅离职守”，撒脚就跑。不客气地说，父亲的死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解脱的好机会。咸丰皇帝或许知道他有牢骚，想借回乡料理丧事的机会调整心情，但没料到他是这么回事，是不干了。于是，皇帝给他批了三个月的假，说假满之后还是得回军营。

按道理，回去三个月，处理各种事情的时间足够了，按照上次母亲逝世曾国藩的做法，应该会按时再次出山。可是，三个月假期一到，曾国藩不动身，而是再上一封奏折，说要休满二十七个月。这是清代的制度，官员父母有丧，就要回家守满三年之制，所谓三年之制，并不是说休满三十六个月，而是休足二十七个月就够了，等于打了七五折。曾国藩说，三个月不够，我要再休二十四个月。

说到这里，要插叙几句。咸丰五年(1855)二月，曾国藩上《统筹全局折》，里面有一段话，是名句，他描述自己在江西的苦困，说:“每闻春风之怒号，则寸心欲碎，见贼帆之上驶，则绕屋彷徨。”春风，就是东风，风自东来，正好与太平军水师“西征”的方向一致，顺风满帆，占了先机。所谓“贼帆之上驶”，指太平军水师向长江上游进攻。那个时候，他的水师都打没了，已经无法控制长江，太平军要上来，他也没办法，因此，他“每闻春风之怒号”，“每见贼帆之上驶”，就“寸心欲碎”，就“彷徨”无寄。

他用这么文学化的语言写给皇帝看，就是想表达他多么需要来自皇帝的支持，有了这份支持，其他环境再差一点，他也能坚持下去。但是，皇帝跟他的关系，在此期间已经趋于破裂，他再怎么“哀号”，皇帝也无动于衷。所以他觉得再待下去，怎么也不会有好成绩。而且，他也曾经很直接地向皇帝要地方官的权力，他说过，如果没有巡抚这样的职位，任何人在这个地方都不能打好仗，另外，在报告父亲逝世的奏折里，他也提到这件事。甚至，最后回到湘乡，三个月假满，他打报告请求续假，还是透露出一丁点儿希望，说如果给他一个地方职位，那他可能还会回来。

皇帝肯定能看懂这个意思，但是，除了同意曾国藩休满剩下的二十四个月丧假以外，皇帝再没有多说一个字，对曾国藩需要地方权力的请求视而不见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曾国藩彻底灰心，在皇帝同意他续假之后，上折谢恩，又在附片写了短短的几句话，说，从今以后，若没有什么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我就不会再“专折奏事”了，也就是说，湘军的事情我再也不管了，朝廷的事情我再也不问了。牢骚满腹，心绪恶劣，正常人尽管不能帮他做点什么，少不了可以安慰他几句。只可惜皇帝贵为天子，不是常人，看了之后，文宗仍然没有理他，就批了三个字:“知道了。”

一个官员按照礼仪，为父母守丧，应该要满三年，但是，如果军务在身，或者负责其他特别重要的公事，皇帝就会下一道特旨，命令这个官员坚守岗位，不要回家守制。这是所谓“夺情”。我们再看曾国藩的情况，他不接受夺情的命令，直接就回了家，皇帝那边，通过奏折圣旨的往来，作了交代。他还有朋友，有义务向朋友们介绍这次拒绝夺情的情况。于是，回去不久，他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，说，所以要拒绝夺情，有三个理由:第一，当然是父子情深，身为人子，必须尽孝，必须尽礼，所以我回来了，这叫人子之道。第二，我出山以来，功劳少，错误多，我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面。这就有点牢骚了，表面上说自己不行，其实是说各方的支援不力。第三，目前大局，比我在江西的时候要好，就算我不回江西，各位朋友同事也能把事情办成功。

左宗棠看了这封信，十分生气，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，谴责曾国藩，甚至是怒骂曾国藩。

他采用逐条批驳的方式，说，你第一个理由是要尽孝，因此你不能不回去。但是，圣贤书里早讲了:“金革之事无避。”金革，指军事，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军务在身的人，不能因为回家奔丧守制的理由而离开。传统中国提倡以孝治天下，所谓父为子天，父亲死了就是天塌了，天都塌了，还做什么官?因此，儿子在做官的，不管做到多大的官，都得回去，不能因为现在官做得好做得大，父母之死也不管不顾。

守制，主要是从孝道出发来考虑问题，但是，我们又知道，传统中国还有一个“忠”的观念。“忠”与“孝”，有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。为国家尽忠，为国家做事，突然碰到家里出了这种事情，怎么办呢?古人想出了一条原则，那就是放弃小家，顾大家，所谓“移孝作忠”，所以有“金革之事无避”这一说。表面上，为了国家的大事，而不顾家庭的丧事，这是违礼、夺情，但其实，为国忘家，反而是遵守了一种更高级的“礼意”。表面上是夺情，其实是遵礼。左宗棠以此批驳曾国藩，当然很有道理，因为这是汉唐以来所有中国士大夫都接受的原则。曾国藩仅仅因为要去守丧，就撇开军事不管，是违背这条原则的。

对于曾国藩说的第二点，个人能力差，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势，功劳少、过错多;左宗棠就用了更猛的话来批评他。左宗棠先举了一个例子，说，身为人子，有聪明的、有愚蠢的、有能干的、有不能干的(“智愚贤否”)，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有父亲。那么，他们的父亲死了，他们都应该为父亲守制。你不能说，聪明的、能干的就不用守制，因为他要干别的事情;愚蠢的、不能干的，他就应该回家去守丧，反正也干不好别的事情。

曾国藩自己说能力不够，左宗棠就把他归到愚蠢的、不能干的一列。他说，你可不能借口聪明能干的就可以破坏规矩，愚蠢不能干的才要遵守规矩，你这样说话，对聪明能干的人来说，岂不是伤了他们的心?再说，曾国藩你虽然愚蠢一点，不能干一点，你还是可以有一份心尽一份心，有一份力出一份力，但求耕耘，不问收获啊。天下人不会因为你干不干得成而作为评价你的标准，而会因为你毅然决然地坚持去做而谅解你。真正的孝子，不会因为父母病入膏肓，存活概率不大，而对父母实施“安乐死”。同理，真正的忠臣，也不会因为事情陷入困境，难以挽回，就撒手不管。你这样做，就像那种不孝之子，不忠之臣，“非礼”“非义”。

这几句话，骂得很凶，俗话说打人不打脸，还有句话叫不要诛心，左宗棠对曾国藩，这两点都做到了。你不是说你的功劳少过错多，在那边处理不了事情，要回来吗?那我告诉你，我压根没认为你本事大。但是，你本事虽然不大，照样可以留在江西，继续办事;我对你的期望并不高，不是看你能做出多大成绩，而是看你做不做，不是要求你的成效，但要看看你的品德好不好。哪晓得你用这个当借口，悍然跑回家，可见，你这个人不但能力差，品性也差，不遵礼也不讲义气。

接下来，左宗棠不解恨，还要继续骂。他说:“老兄之出与不出，非我所知也。”——我“苦口婆心”劝你，你最终是听我的话再回江西，还是不听我的话赖在湖南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关心。我也没指望你真能听我的，但是，这个道理我得告诉你。接下来，说:“出之有济与否，亦非我所敢知。”——你若真听了我的话，再回江西，那是件好事，但是，回去之后，事情能不能办好，局面会不会有转机，这我不知道。“非所敢知”比“非我所知”的语气更强，更具否定性。那么，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呢，“区区之愚，但谓匆遽奔丧，不俟朝命，似非礼非义，不可不辨”。

劝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，若说左宗棠仅仅是为了骂曾国藩，过过嘴瘾，因而写了这么一封信，倒不见得。更有可能的是，他想用直接而不留情面的言说，戳穿曾国藩微妙、遮掩的心境。左宗棠并不是不知道，曾国藩在江西受到了多么大的委屈，以及他之所以回来就是因为皇帝没有答应他提出的正当条件。然而，他能够理解，却不一定赞成。不赞成曾国藩仓促离营，更不赞同曾国藩的小聪明。

左宗棠认为，曾国藩应该把苦衷明白宣示，不能借口说是因为父丧才回家，尽管父丧是个事实。左宗棠就是要揭穿他这种微妙的心思，就是要把曾国藩的心掏出来，做个无情的解剖。曾国藩不是傻子，他当然能看出来，左宗棠用大义来责备他，语气虽然重一点，毕竟是为他好，夹杂几句过分的话，也是无伤大雅。可是，左宗棠骂得兴起，写到后来，尤其从“老兄之出与不出”这一段开始，就已经不再就事论事了，而带了人身攻击的意思。

曾国藩会想，我还没出来呢，你怎么就知道我出来也办不好事呢?太瞧不起人了!如果左宗棠在批驳了曾国藩的三个理由之后，笔锋一转，化刚为柔，说，看了我的信，你出不出来我不知道，但是，我相信，你出来肯定对江西大局有帮助，在江西，将士们翘首盼望他们的主帅，在湖南，我也一定帮你做好后勤支援，大家一齐努力，事情总会变好。

如果这样劝，曾国藩应该容易接受，说不定羞愧交并，就此回心转意了。左宗棠却偏要说一句:“出之有济与否，亦非我所敢知。”曾国藩因此就激动起来，左宗棠你到底是要我回去，还是不要我回去?我回江西，你却说我去了也没什么用;我不回，你又说我非礼非义，不忠不孝。那么，我曾国藩到底往哪去才对，怎么办才好呢?话都被你说完了，路也被你堵死了，你真狠啊，左宗棠!

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他们的通信，书面文字“现场感”不强。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:左宗棠口沫横飞，拎着曾国藩骂了大半天，眼看骂完了没词了，左宗棠要走了，曾国藩也松口气了，不成想，左宗棠走出没两步，还不解恨，回过头来，又往曾国藩身上踹了几脚，还吐了几口唾沫，不给曾国藩留一丝一毫的面子。仿佛能看到，左宗棠临走，冷笑一声，说，你以为我会又打又摸地安慰你，说你复出后事情会有转机，局面会变好。我告诉你，这只是你的奢望。我不会!缺了你地球照样转，缺了你江西照样会变好，你别臭美!爱出不出。哼哼!

地球缺了你照样转，这就是左宗棠的总结。我们知道，曾国藩的涵养不错，但是，修养也有一个极限，是个人就会有脾气。这会儿，曾国藩的修养还没到唾面自干的程度，终于，他受不住了，他决定，跟左宗棠绝交。

一念绝交，自然曾国藩就不会给左宗棠回信了。如此重要的信，这么激烈的言词，竟然得不到曾国藩的回复，左宗棠也就明白了几分，怕莫曾国藩真要跟自己绝交。当然，绝交信是不会写的，曾国藩不回信，不为自己辩解，不批驳左宗棠的盛气凌人，窝在家中，一语不发，就是最恰当的绝交宣言。事后左宗棠自觉过火，给他俩共同的朋友胡林翼写信，说，我坚信，道理全在我这边，只是，我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有点太粗暴了，“忠告而不善道”。

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人，总的来说，还是能够就事论事，不论跟谁辩论，最后总结一下错在谁对在谁，该认的错他绝对会认，但是，他最多认一分两分，其他八九分，都错在对方。他一辈子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过错大的一方。这封信，我们实事求是地说，也不能说就写错了，确实就像左宗棠自己讲的，忠告而不善道。他知道，曾国藩真跟他翻脸了，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，他还问了其他的人，像胡林翼、刘蓉、郭嵩焘，他们都说，曾国藩这一阵子很烦你，你最好别再骚扰他。

曾、左两个人最终还是要和解。毕竟都是成年人，毕竟两人没有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，数十年的交情，不能轻易毁于一旦。有趣的是，提出和解的，不是伤人的左宗棠，而是受伤的曾国藩。

咸丰八年(1858)六月，曾国藩再次出山，经过长沙，专门选了十二个字，作了一副对联，请左宗棠为他写这副对联，挂在自己的书斋，用来自儆。哪十二个字呢?是:“敬胜怠，义胜欲;知其雄，守其雌。”这副对联的内容，并非针对他们之间的友谊破裂，但是，下联可以当作曾国藩对左宗棠给他那封信的简单回应。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，“雄”“雌”，在此可以解读为，一个人，要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不能干什么。不能干什么，就是“守其雌”，能力达不到的地方，自己得知道。知道了这一点，那么，尽量别让自己去突破自己的能力，干一些力所不能及的事。同时，又得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这就是“知其雄”，知道自己能干什么，就要责无旁贷当仁不让地去做。所以说，下联可以视作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回应。在请左宗棠为其题写对联的时候，曾国藩在长沙待了一个星期，每天都跟左宗棠谈话到深夜，再不久，他还向皇帝推荐左宗棠，将他调入湘军的“管理层”，参与“实战”。左宗棠受邀，很开心，跟着曾国藩去了江西，然后又往安徽、浙江，征战不休，最终建立勋业。

这可以视作曾左两人因为咸丰七年(1857)的通信而引发的矛盾，到此完全消除。

END

本文摘自《湘军崛起》

作者谭伯牛，岳麓书社出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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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湘军崛起》

作    者：谭伯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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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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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

谭伯牛，知名近代史学者，致力于研究清史，尤长于太平天国史、湘军史及曾国藩研究。先后出版《战天京》《天下残局》《湘军崛起》《盛世偏多文字狱》等作品。

内

容

简

介

晚清乱世，一群湖南人趁时而起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战，终于成就“同光中兴”，虽未能改变历史走向，却上演了中国保守主义的完美谢幕。一群非常之人，领一支非常之军，经历非常之苦，成就非常事业。这，就是湘军崛起的故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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